面向现实的中国宪法学 中国宪法学必须面向现实，这是宪法学者在回应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具体问题时的一种强烈感受。
这也推动了宪法委员会从一个政治性机构向一个本质上的司法机构的转变。与现代立宪主义所倡导的宪法至上相反，它认为，法律是公众意志唯一的表达方式，否认其内部存在阶层差别。
而早在1957年，最高行政法院也曾提到过这一类别。从保护的对象看，事前审查主要是协调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保护议会中少数派的利益，而事后审查则主要侧重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此类保留性解释成为了法律的一部分。而事前审查正是发生在法律草案表决通过后正式公布前，因此事前审查必须在法律草案通过后十五日内提出。六、宪法委员会判决的类型及其效力 现行宪法第62条第三款规定了宪法委员会判决的效力：对宪法委员会的判决[26]不得提出上诉，其对所有的公权力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均具有拘束力。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考察德国和意大利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宪法委员会改革再次走出了具有特色的综合道路，为法国宪法审查制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权力格局而言，事后审查在一定意义上翻开了宪法委员会与两大最高法院以及议会之间关系崭新的一页。[6]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我《福州火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笔者认为，可以蒋容忍义务引入环境权领域，但在具体适用上应相对于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容忍义务有所突破。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认为环境权系民法体系内专有的私权，环境权具有公众性和社会性，但本文所要探讨的环境权系以私权为中心，并主要研究如何在民法体系的架构下编织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网。(三)民事责任的突破 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关于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了列举式规定，然而环境权受到侵犯后所产生的损害结果往往很难在传统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中寻求真正的救济方式。然而，这种受制于国家资源管控的行政权力介入有时很难在我国逐步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充分实现环境利用与保护预期目标，且合同法本身就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15]这主要涉及在环境权与其他法定权利发生冲突时该如何予以权利平衡的问题，环境权在何种情况下予以优先考量归根到底还需平衡其背后的利益。三、探寻：环境权的权利领地——环境权的扩张与临界 (一)环境权与其他传统民事权利的界线 1.环境权与人格权 尽管环境权侵权的损害结果最终可能影响到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但将环境权保护单纯从扩大人格权保护角度出发则会忽视环境权的个性，无法更好地实现生态化民法典的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快，生态文明理念已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立法层面更是对此予以积极呼应。吕忠梅老师则将环境权的主体界定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具体为公民。而从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来看，以苏俄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去物权化，将自然资源与物权法脱离，进行特别立法。2.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在立法方面存在的困境 (1)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
(二)现行民法体系中有关环境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1.现行民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同一法域内、不同法域之间的规范不成体系。2.建立环境法方面的法律人才库。尽管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的障碍基本予以消除，但举证技术难度大、鉴定过程复杂导致诉讼耗时长及诉讼成本增加，而大多数民间组织无力承担这样的公益诉讼责任。相关司法审判实践已注意到该问题的存在，如《公益诉讼解释》第20条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推动下，中国在实践中也开始进行环境容量使用权交易的试点，在行政法领域内早已出现了环境合同，如政府与私人间就环境资源的开发或使用达成环境分配合同。本条款中以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承担作为对传统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补充，但现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为立法补充，有待今后在民法典的民事责任篇章中予以吸收。
环境权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在权利主体和权利范围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应当明确环境权的权利临界点，将容忍义务作为衡量环境权权利边界的标准之一。
可惜的是，这些拥有先进理论功底的环境法人才却很少出现在我国的司法体制内。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其自然资源管理权力的来源。因此，当前环境私益诉讼的制度设计还不宜过度开放到与公益诉讼平行的地步，但应注重其与公益诉讼之间衔接的开放。因此，允许企业享有环境容量使用权并不当然违背环境保护的法律宗旨。且值得注意的是，肯定环境权又势必会对相关权利产生限制，而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就涉及如何平衡不同权利背后的利益。这种平衡利益的判断方式考验的是法官自由裁量的水平，在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参差不一的情况下，笔者建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统一规范与指导。
(2)当前民法对环境保护的不足。当然，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注意该责任承担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而不在于赔偿，因此需要明确侵权主体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将主观要件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2015年12月29日最高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十大侵权案例，且尤为特别的是还邀请了十位环保法领域的专家对十大侵权案例进行了点评。而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构成环境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渔业权等这些被学界公认的准物权，这些权利是否需要与物权法脱离呢？笔者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脱离物权法予以专门立法，可以在现有的物权法体系内丰富准物权制度。
笔者若干年前曾在某欧盟国家留学期间发现，与我国环境法发展起步较晚不同的是，环境法在西方国家早已是非常热门的法学，一些在当地国家享有声誉的环境法法学博士点中亦有不少中国学生的面孔。尽管诸如采光权之类的相邻权确实容易与环境权产生混淆，但仔细分析，两者在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狭义上的主体仅限于公民。任何权利诉求的最终目的都是期望在受到侵害时获得切实的权利救济。四、捍卫：环境权的权利尊严——环境权的保护与救济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配套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民事制度，不少学者对此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限于文章篇幅，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首先，相邻权是以一定范围内不动产的相邻为前提，而环境权没有这种要求。
从审判角度而言，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效运行，笔者建议：1.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方面的案例指导制度。根据《公益诉讼解释》第29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在环境侵权的私益诉讼中搭公益诉讼的便车，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的认定有利于私益诉讼原告的，其可以在私益诉讼中主张适用，以此来减轻私益诉讼原告的举证责任，适度扩大公益诉讼裁判的既判力。
【摘要】 当前正处于民法典的编纂阶段，环境权的确立对于构建绿色民法典具有重要意义，但环境权的保护仅立足于民法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从民法整体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构建环境权的体系化保护，且环境权的确立亦有利于改变民法与环境法之间割裂的现实。具体而言，每一类民事主体应该在其自身的法定权利范围内行使环境权利，因此，环境权的主体问题应针对具体的环境权种类予以分别讨论，而不是将环境权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类别来看待。
(2)权利内容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同时，笔者还建议增加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这意味着相邻权保护针对的是对正常品质生活的阻碍行为，而环境权的保护则针对的是对生态的破坏行为。前者是对环境状况变化是否达到侵害环境权的基本判断依据，这需要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结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中的特殊规定以判定侵权人引起环境状况的行为是否超过法律所允许的范畴。2.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对话：环境权的确立 民法涉足环境保护领域，是否与环境法之间存在抢地盘式的立法领地争夺？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侵犯人格权的加害行为通常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而环境权侵权行为针对的是环境，系通过环境媒介对民事权利主体造成生命健康损害。
(3)环境司法实务中法官难以找法。但笔者建议，现阶段应更侧重公民的生态性环境权，而公民的生态性环境权乂应与传统的生活性外境权(如前所述的相邻权)相区分，更注重赋予公民享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权利。
笔者认为该判断标准关键有两点：环境标准设定[13]和利益衡量原则[14]把握。其次，人格权的侵权责任往往须以损害结果的产生为必要条件。
鉴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期待，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定的民事主体框架下对环境权主体范围予以适当扩张，民法应赋予公民享有生态性环境权、国家享有环境资源所有权、企业拥有自然资源利用权和环境容量使用权、机关或特定组织拥有环境救济权。可见，随着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不断推进，公益诉讼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